孔颖达与《五经正义》的编撰
孔颖达与《五经正义》的编撰一、孔颖达之生平与学术品格
孔颖达（574—648年），字冲远，冀州衡水（今河北衡水）人，孔子三十二代孙。隋大业间举明经高第，授太学助教。入唐，历任国子博士、国子司业、国子祭酒，为唐初最高教育长官。卒年七十五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宪，足见朝廷礼遇之隆。
孔颖达学术根柢深厚，少时即通经术，「八岁就学，日诵千余言」。隋时与刘炫辩难经义，「出其意表」，炫叹为「大丈夫」。入唐后，以经学根柢与行政才能并为太宗所重，受命主持《五经正义》的编撰，此为其一生最大的学术贡献。
二、《五经正义》的编撰背景
唐初经学面临两大问题。其一，南北朝经学分途已久。南学受玄学影响，重义理、尚清通，习「玄学化」的经注如王弼《易注》、杜预《左传注》；北学承汉学传统，重训诂、尚质朴，习郑玄、服虔等汉儒旧注。南北朝末年虽渐趋合流，然经义纷歧仍甚，学者无所适从。
其二，经义多门与科举取士的矛盾。唐行科举，经义为考试核心内容，若经义解释不统一，则评分无标准、取士无准则，科举制度将难以正常运行。统一经义解释，已成为制度建设的迫切需求。
贞观七年（633年），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，撰成《五经定本》，统一经文文本。十一年（637年），复命孔颖达与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朱子奢、李玄植等撰《五经义疏》，后改称《五经正义》。十六年（642年）书成，然仍有未善者，复命马嘉运详加审正。永徽四年（653年），经修订后颁行天下，定为科举标准。
三、《五经正义》的内容与体例
《五经正义》凡一百八十卷，包括：《周易正义》十卷（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，唐孔颖达疏）、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（汉孔安国传[实为伪孔传]，唐孔颖达疏）、《毛诗正义》四十卷（汉毛亨传、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疏）、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（汉郑玄注，唐孔颖达疏）、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四十卷（晋杜预注，唐孔颖达疏）。
其体例以「疏不破注」为基本原则：选定一家注本为底本，在此基础上疏解经注之义，对注文只作疏解阐发而不驳难破弃。这一原则保证了经义解释的统一性与稳定性，有利于科举制度的运行，却也限制了经学的思想活力。
在注本选择上，《正义》体现了南学化倾向：《易》取王弼而非郑玄，《左传》取杜预而非服虔，皆南学所习；唯《书》取伪孔传、《诗》取毛郑、《礼》取郑注，犹存北学之绪。总体而言，《正义》是南北经学的折中统一，而以南学为主导。
四、「疏不破注」：功过两可的学术原则
「疏不破注」是《正义》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原则。从积极方面看，它使经义解释有了统一的尺度，结束了南北朝以来「师说纷纭、异端并起」的混乱局面，为科举取士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，为天下士子研习经义指明了确定的方向。从消极方面看，它使注文获得了近乎经文本身的权威性，疏者只能在注的框架内阐发，不得突破注的解释边界。这实际上是以注的权威压抑了经的开放性，使经学解释趋于僵化。
孔颖达并非不知此弊，其《正义》在不少地方已暗含对旧注的修正，只是以委婉方式出之，不直云旧注之非。且《正义》于可存异说处，往往「兼存异义」，在统一框架内为不同解释保留了一定空间。然制度的要求终使「统一」压倒了「多元」，《正义》颁行后，诸儒异说渐废，经学在统一的同时走向了单调。
五、《五经正义》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
《五经正义》的学术价值不容低估：其一，它保存了大量南北朝义疏的内容。南朝义疏如张讥、周弘正等之作，北朝义疏如刘炫、刘焯等之书，原多已散佚，幸《正义》采择而得以存其崖略。其二，它的训诂考据虽非原创，却以其系统性与集成性为后世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。其三，它对经文文字的校定、经义的解释，虽非尽善，然大端不误，为经籍的文本传承做出了贡献。
在历史影响方面，《五经正义》确立了儒学解释的国家标准，实现了经学从分裂到统一的跨越，为科举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学理保障。它所奠定的经学统一格局，延续至宋代疑经改经之风兴起方被打破，其间约四百年，天下士子皆以《正义》为准的，影响之深广可见一斑。
结语
孔颖达主持编撰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是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。它以国家力量统一经义解释，消弭了南北经学的分裂，为科举制度提供了学术标准，为儒学传播构建了统一平台。其「疏不破注」的原则，功在统一而弊在僵化，利在规范而失在创新。然综观全史，在贞观、永徽之际的国家制度建设大局中，经学统一实为势所必行、理所固然。《正义》之编撰，是经学发展史上一次必要的「收敛」，唯经此收敛，方有尔后宋代疑经、清代考据的「再发散」。孔颖达与其《五经正义》，在经学从汉到宋的转折链条上，是不可绕过的关键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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