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义利之辨的哲学内涵
儒家义利之辨的哲学内涵一、义利之辨的问题缘起
义利之辨，是儒学中最具标志性的哲学议题之一，也是儒学区别于墨家、法家等学派的核心思想分野。孔子首揭义利之辨的大旗，《论语·里仁》载：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」此言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判标准——君子之心在义，小人之心在利。又曰：「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」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一味趋利而行，必招多怨，不可长保。然孔子并非绝对排斥利，其论政曰：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」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利民之利，君子所当为；利己之利，君子所当慎。孔子之义利之辨，辨在公利与私利之分、道义与功利之序，而非利之有无之辩。
孟子承孔子之绪，更将义利之辨推至极端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开篇即载：「王曰：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孟子对曰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何以利吾国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。」孟子以义利为不两立之势，视利为亡国乱政之祸根，义为安邦定国之根本。此论虽似偏激，然其深意在于：若全社会皆以利为唯一动力，则上下相争、人我相夺，秩序必崩；唯以义为先，方能协和天下、长治久安。
二、义的哲学内涵
儒家之「义」，非简单的「正确」或「正当」，而具有多层哲学内涵。
其一，义者宜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义者，宜也。」义的根本义是「宜」——合宜、应当、恰如其分。什么是宜？宜不是主观的偏好，而是客观的当然——在特定情境中，道德主体应当如何行为，此应当即是义。义具有情境敏感性：同一行为在不同情境中可能宜也可能不宜，故义要求具体的道德判断力，而非机械的规则套用。
其二，义者正也。《论语·颜渊》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」义与正通，指行为的正道、正当、正义。义之正，不是形式上的合规，而是实质上的合道——合于人道之正、天道之公。
其三，义者裁制也。荀子论义，特重其裁制功能：「人何以能群？曰分。分何以能行？曰义。」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义是人之所以能合群生活的根本——它裁制度量，使各安其分、各得其所。无义则无分，无分则争乱，争乱则离群。义是社会秩序的道德根基。
其四，义与仁相辅。仁是内在的爱人之心，义是外在的行事宜则。仁以情言，义以理言；仁主包容，义主裁断；仁是德之体，义是德之用。孔子以仁义并举，孟子更以仁义为对，二者相须而成德。
三、利的多层义涵与儒家的合理利欲观
儒家所辨之「利」，亦有不同层面的义涵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其一，私利——个人之物质利益与欲望满足。儒家对私利持审慎态度，不否认其正当性，但反对将其置于义之上。孔子曰：「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去之，不去也。」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富贵可欲，然非道不取；贫贱可恶，然非道不去。道（义）是利欲取舍的最终标准。
其二，公利——天下之利、民众之利。儒家对公利持肯定态度。利天下、利民众，正是义的体现。故《易传》曰：「利者，义之和也。」利若合于义、出于公，则利即是义之呈现。此为儒家义利统一论留有地步。
其三，利欲之自然性。儒家承认利欲是人之自然：「食色，性也」（告子语，见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，「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」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。利欲本身并非恶，恶在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。故荀子论欲，主「导欲」而非「去欲」——欲望不可去亦不必去，唯须以义导之、以礼节之。
其四，利的工具性地位。在儒家的价值序列中，利处于从属于义的工具地位。利可为义之助——有财则可行义，有力则可济人——然利不可为义之主。利是条件，义是目的；利是手段，义是准则。此即「先义后利」或「义利统一于义」的立场。
四、义利之辨在儒学内部的分歧
义利之辨在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而有重要分歧。
孟子持义利对立论，以义利为不两立。「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跖之徒也。欲知舜与跖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」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善（义）与利之判，即舜与跖之别——为善为利，判若天渊。此论将义利之辨推向道德两极的对峙。
荀子则持义利统一论，主张「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」（《荀子·荣辱》），以义利为先后的价值排序关系，而非有此无彼的对立关系。荀子不否定利，只要求利在义之后、从义而行。此论较孟子为温和，也更切于政治实践。
董仲舒在汉代的义利之辨中提出「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」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，以义道为唯一标准，排斥利功于考量之外。此论影响深远，使义利之辨在后世常流于极端，发展为对一切功利考量的道德排斥。
宋明理学中，程朱派承孟子—董仲舒之绪，严辨义利，以利为天理人欲之辨的具体化；而陈亮、叶适等事功学派则批评理学空谈义理、废弃功利，主张义利统一、王霸并行。朱熹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，是儒学义利之辨史上最著名的论争，至今犹有余响。
五、义利之辨的当代启示
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当代，义利之辨面临全新的语境，但其核心关切依然有效：
其一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。市场经济以效率（利）为导向，然若无正义（义）的规导，效率的追求可能加剧不公、破坏生态、损害弱者。义利之辨提醒我们：效率不能取代正义，利不能凌驾于义之上。
其二，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。义利之辨的根本智慧在于：没有道德规导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，没有经济基础的道德建设亦难落实。义与利、道德与经济，是相辅相成而非彼此排斥的关系。
其三，全球治理中的义利问题。在国际关系中，义利之辨的智慧——以义为先、义利兼顾——对于超越零和博弈思维、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，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。
六、结语
儒家义利之辨，不是一个简单的重义轻利口号，而是一个具有多层哲学内涵的价值论命题。义的宜、正、裁制、与仁相辅四重内涵，利的私利、公利、自然性、工具性四层义涵，以及儒学内部从对立论到统一论的分歧谱系，共同构成了义利之辨的丰富思想图景。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代，义利之辨的核心智慧——以义导利、先义后利、义利兼顾——不仅没有过时，反而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。
页:
[1]